[24] 这种以问题为中心的思路的贡献在于，不是把法律体系看作是封闭的、凝固不变的，而是把它视为开放的、与社会生活息息相关的，不断从社会生活中吸取养分，改善自己。

行政法和刑法的私法化只是部分改变了它们的实施方式，从而使国家的命令能够更好地得到社会的支持。法律部门的划分总是跟编纂法典相联，对部门法典的产生具有决定意义的是1804年《法国民法典》，它被公认为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第一部民法典，标志着大陆法系的形成，其后世界上的每部民法典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法国民法典》的影响。

采取转化形式的公约有：中国1997年签署《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全国人大常委会2001年批准了该公约。程序本身就有实体性的意义，某些程序的瑕疵或程序的违反可能导致行为本身的不成立或者无效。更何况随着社会关系的发展变化，还会有新的部门产生。进入20世纪以来，随着社会关系的发展，法律部门及其之间的关系也日益复杂。因此如何把不同的划分方法结合起来，扬长避短，仍然是一个值得探索的问题。

面对新的社会关系，在原有部门中首先出现一些不那么纯粹的规范，它们处在原有部门的边缘，于是就在这个部门中出现了不那么协调的现象。（二）国际法的国内化 国际法的国内化，有学者称之为地方化的全球主义[localized globalism]，[32]即国际条约、习惯为内国所接受，转变为对内国具有法律拘束力的规则。[51]当代瑞士宪法学者彼得·伯恩霍尔兹也指出，金本位制是保证币值稳定的货币制度，它是约束当局货币权力的最为有效的宪法规则。

4月5日，罗斯福命令美国人把收藏的黄金和金币全部兑换成不可再兑换的纸币，并且于1933年4月底之前兑换完毕，否则将遭受1万美元的罚款，或者不超过十年的监禁，或者并罚。参见［美］伯顿?W.小福尔索姆：《罗斯福新政的谎言》，李存捧译，华夏出版社2010年版，第4—12页。[34]参见Peter Bernholz,Monetary Constitution,Political-Economic Regime,and Long-Term Inflation,Constitutional Political Economy,2001,(12):3-12. [35]前引[21]哈耶克书，第34页。至于后来的1640年战争，同样是人民反抗英王滥用税权的结果，革命催生了《权利法案》，在其中，非经国会同意不得提高税收的条款成为一项最基本的原则。

[27]因此，国会的联合决议没有违反宪法。然而货币当局的自觉仅仅存在于经济快速发展时期，因为在高增长的年代，与经济增长水平相同的通胀税收入基本上可以满足当局的需求，所以当局愿意忍受金本位制的约束，随着经济增速的下降，当局的货币需求却未见减小，于是其不再满足于通胀幻觉之下的通胀税收入，而试图摆脱金本位制的约束，以获取更多的财富增长。

近代以来政府之所以不断扩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能够通过发行货币来弥补其赤字——而借口经常是它将因此而创造就业机会。革命中诞生的《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阐明了自由、财产和安全的基本原则，提出人人生而自由、平等、法律是公众意志的表达、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等脍炙人口的法律思想，[19]并对整个世界的近代历史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金本位制诞生于信用货币时代，因为在实物货币时代货币本身便是以金银形式存在的，当然无所谓金本位。而所谓的政府、议会立法，也都在维护着这一有违宪法伦理的政治格局。

并且货币财产权的每一项权能都是公民的防御性消极权利。其实如果我们有兴趣考察一下美国纸币的演变，就会对这一过程有更加直观的了解。[44]于是哈耶克主张废除当局对货币发行权的垄断，他说，无论如何政府都不应当比私人更有理由[至少在和平时期]获得其所欲的东西，政府应当严格地限于利用其获得人民代表表示认可之手段，而不能将其扩展到人民已经决定留给自己的资源中。在人类权利的诸多具体表现上，其他任何一项权利的实现，都要以财产权为基础

因之，只强调法律诠释的主体间性特征，是不是还有些不够？是不是还要强调主体间性的逻辑前提必然是主体性？ 我想向小文教授请教的问题是：您在报告中特别强调海德格的意义世界是非当下的，是面向未来的，而伽达默尔的现象世界是当下的，这给我很有启示。在这个意义上，相信三位报告人的报告，以及后面几个场次的学术研讨，会对后体系时代的法律和法治建设，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他们报告中的思辨特色，我想大家都听到了。退一步讲，即使仅仅站在刑法的视角，贾谊的这个看法也是难以立足的，因为他忘记了刑法除了惩罚功能（已然之后）之外，还有预防功能（将然之前），所以，如果不反思地看待这句流传了两千年的名言，只能导致尽信书不如无书。

哲学博士（山东大学，2004年），现任北京理工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方才当代中国大陆现象学的抗鼎人之一张祥龙教授已经作了很好的评议（尽管对他的评议我还有不同的看法，待会再说），但会议既然给我做了相关安排，我只能义不容辞，讲几句。感谢朱老师、张老师再次邀请我在一个月之内参加人民大学的学术活动。与此同时，我也想向诸位报告人请教一些问题。确实，在成文法传统的国家，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一旦完成，似乎就完成了治国安邦的伟大业绩。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味的主题。

所谓周公制礼，孔子所崇尚的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所从的周，主要就是礼。我们的生活世界不仅仅是物质世界，更是一个精神的或者意义的世界。

这恐怕是为什么近代以来，哲学的主旨主要面向人类精神现象的原因所在。而法律体系的建设，仅仅是完成了上述五要素中的一个要素。

祥龙教授特别强调礼的诠释特征，并强调它和作为命题语言的法在诠释上的区别。也相信法律体系的建设，在立法任务完成之后，还必须依赖解释使其在开放性、活动性中不断臻于完善。

与此相关的问题是，您的主题是生活世界——法律解释学的基础，但法律也罢，法学也罢，尽管要关注未来的生活—意义世界，但更应关注当下的、可预见的生活—意义世界，如果按照您对海德格意义世界的解释来确定法律解释的向度，是不是法律就太有些凌空蹈虚，难以直面当下的生活了？ 我想向晓峰教授请教的问题是：您在论述诠释处境问题时，特别强调处境的被动性，这对我也很有启发。就一个国家的法制体系而言，法律体系的制定和完善仅仅是完成了法制五要素中的其中一个要素。我曾拜读过您的《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可能哲学家和法律家在思考这些问题时，出发点本身确实有所不同，但我认为，更重要的不同，可能是在对一些基础性概念，如法、法治等的理解问题上出现了严重的差错。荀况讲：治之经、礼与刑，事实上已经把礼纳入到治国的规范体系中了。

三是你在报告时特别强调法律诠释的主体间性特征。事实上，如果运用您的命题语言这一概念的话，那么，礼在古代中国主要是一个命题语言。

但问题是，诠释处境，或者言谈情境、或者理想的言谈情境仅仅是被动的吗？人们在言谈中能否加入主观的或者主动的因素？我们能否改变处境的被动性，或者把我们自身的主动的理解情境加入到诠释处境中去？一言以蔽之，诠释情境或者处境除了客观的我们不能支配的被动因素之外，是不是还有我们刻意营造的主观的和主动的因素？ 另外，我还要对祥龙教授刚才的评议再做些评议。三是学术高度，三位报告人都有很深的哲学造诣。

二是论证方式，三位报告人都很思辨，其中两位还把思辨和判例实证较好地结合起来了。【作者简介】 谢晖，1964年生于甘肃省天水市甘谷县，法学学士（西北政法学院，1985年）。

与此同时，永流教授和小文教授都能结合个案进行论述，尽管一位所举的是发生在本土的两例案件，而另一位所举的是发生在美国的两例案件。但是，在学理上讲，法律解释和法律诠释又是两个并不相同的概念。所谓法制五要素，我把它界定为是规范、观念、主体、行为和反馈五个方面。既然如此，在如何把法律带入实践的具体活动中，就需要法律解释或者法律诠释活动。

所以，他们的报告都达到了相当的哲学高度。听罢三位报告人的报告，有几个共同的感受：一是选题，三位报告人的报告都讲的是诠释学或法律诠释学问题，与会议的主题很切合。

好，我的评议就到这里，谢谢各位。事实上，您所引用的贾谊那句话：礼者禁于将然之前，法者禁于已然之后，其实是站在中国古典社会中把法视为刑的理念基础之上的。

进入 谢晖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法律体系 法律解释 完善 。特别是后者，与您论文的主题或许更有关联，即法官造法中的诠释和法官释法中的解释，应有很大的不同，也或许更能说明你的命题。